身体与语言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女性写作被视为在文化领域标识着中国女性主体意识迈向成熟与高涨。作为一种激进的政治书写，作为一种批判性的文学实践，90年代的中国女性写作在实践和精神两个层面都在积极地体现出一种高强度的主体性：女性作为写作主体，她正在高度警觉与高度明晰的性别意识中层开与各种男权话语的搏斗，以确立自身的主体位置并获取更多的自由、独立的空间；同时，女性作为对象主体，她也正试图通过某种经验还原，从而跨越“男权意识的樊篱”，以自足的形象，逼近原初与真实。毫无疑问，90年代的女性写作还教会更多的中国女性在文学阅读中学会“抵抗”，学会辨识那些无处不在的、或显或隐的话语陷阱，以及“欺和瞒”的政治修辞。因此，如果要对90年代中国女性写作进行某种总结的话，“主体性”当是一个重要的归纳范畴。有关“主体”或“主体性”，我个人首先认同这样的说法：“主体是存在的范畴，它不仅是意识对存在的积极关系，而且是存在本身，即人的本体存在。这就是说，主体性问题首先是本体论的问题，然后才是认识论、价值论问题。只有当人作为存在面对世界时，它才表现出主体性。”首先是“存在”，然后才有“主体性”可言。如果说80年代的中国文学对主体性的强调和呼唤反映了此前一段时期的中国文学视“人”为客体和工具的历史现状，那么，90年代中国女性写作对主体性的强调则反映了此前中国文学视“女性”为客体和工具的历史现状。90年代中国女性小说就语言等主题所进行的批判性书写，揭示的就是女性在一些本体性的文化结构或意义结构中长期缺席或被塑造成客体的文学史现状。因此，针对“语言”这一主题而展开的女性写作便有了这样的使命：它不只是为了揭示女性在诸种结构、秩序和模式中的缺失或匮乏；它的意义还在于同时要使女性获得“存在”——在“语言”中存在。当然，并不是要进入既定的语言而后在其中获得存在。相反，语言必须“重新发明”(玛丽·雅各布斯语)。正是这种颠覆性的、批判性的写作使女性获得了存在，并有可能进一步获得主体性。在我看来，这正是90年代的中国女性小说所试图完成的重大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