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大的理论与实践难度

“身体”与“语言”的互译毕竟有巨大的理论与实践难度的。同时，过于强调语言的“性征” 也容易使对女性写作的理解陷入本质主义的泥沼。我倾向于德勒兹的“身体一语言”说。德勒兹并不试图寻找身体和语言运动的表面上的“相似性”(如开放性、曲折性、隐晦性)，“而是力图在身体和语言相互作用的基础上而形成一种独特的身体一语言系列，它是两种系列之间的一种 ‘共振’和‘平行’，但它又同时向着语言和身体两个系列进行着双重的拓展运动”。在这个运动中，“身体意象”被形诸语言，身体被嵌入语言，身体经验的不确定性促使语言改变自身的结构形式而使“意义’’处于开放，同时，语言则进一步通过自身的“意义”开放变化使得“身体意象”脱离了单纯的生理—生物的客观性的状态的限制而向着更开放的意义层次和空间拓展。在我看来， 90年代中国女性写作中的“身体写作”，就是这样一个层面上的“身体一语言”系列。在90年代中国女性写作文本中可谓俯拾皆是，构成了一种触目的写作景观。在这些“身体一语言”的系列中，满眼的“身体意象”被形诸语言，并与语言发生共振，“身体”和“语言” 都僭越了成规而有所拓展。这种拓展，可用两位女性作家的话来总结——徐坤说：“一切的语言设计，从音律，到韵脚，再到汉字声形的控制与恣张，都是那么毛茸茸、湿漉漉的，滑爽，通畅，是从她身上各个开口处流淌出来的。根本不能想象男性作家那坚硬死厥的身体里会生长出这样的语言。她找到了这样一种肢体的流淌的语言，首先从语言上获得了诠释自己身体的理念。”身体改变了语言。而林白说：“我一直想让性拥有一种语言上的优雅，它经由真实到达我的笔端，变得美丽动人，生出繁花与枝条，这也许与它的本来面目相去甚远，但却使我在创作中产生一种诗性的快感。”语言使身体具有“意义”，并使“意义”处于诗性的多义、开放状态。